环球时报专访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买买提江·吾买尔:面对恐怖分子,我不能当逃兵

【环球时报赴新疆特派记者  范凌志  刘欣  杨若愚】今年70岁的买买提江·吾买尔开起车来像个20岁的小伙子,点火、挂挡、一脚油门,干净利落,听说他去年买了新车后,自己从乌鲁木齐开回了伊犁。不过,这位充满激情的老人也有慢下来的时候——他摩挲今年刚获得的“七一勋章”时小心翼翼,似乎担心这份庄严受到任何侵扰。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先后在新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力开村当了30多年村党支部书记。他在任期间,村里未发生一起暴恐事件。在采访中,这位现已退休的老村支书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从1973年入党开始,他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听党话、跟党走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句誓言我不敢说做到100%,也做到了80%吧”。

“我处理的贪污干部中,有一人跟我从小一起长大”

环球时报:想请您先讲讲今年在北京获颁“七一勋章”时的情景。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能有机会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,并获得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颁发的“七一勋章”,对于我这样一名最基层的干部来说,是至高的荣誉。表彰大会当天,习总书记给我们颁发奖章。我当时有很多话想对总书记说,但因为太激动了,心里话反而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我跟总书记问好后,他说:“你干得好!”我回答:“谢谢!”

7月1日,我与其他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在天安门城楼上聆听总书记讲话。总书记讲得特别令我感动,当他说到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,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”时,我情不自禁地鼓掌,眼泪也掉了下来。

环球时报:2006年您重新担任布力开村党支部书记时,村子是什么情况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2006年,布力开村被列为社会治安重点整治村,领导们让已经退休的我重新出任党支部书记。那时候,村子里的情况比较复杂,主要问题包括干部素质差和极端思想越来越浓厚。很多年轻人无所事事,妇女穿着蒙面罩袍。村干部对于一些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也不管不问,甚至伙同自己的亲戚侵占村里的集体土地。

环球时报: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关于解决办法,我想了很多,最终觉得还是应该发挥党员的作用。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第三天,我召集村子里的49名党员开会,结果只有18个人来了。我当时很难过,心想“他们是不是不欢迎我回来?”后来,我挨个去党员们家里了解情况,跟他们谈话,询问为何不来开会,以及为何有些人身为党员去清真寺。他们说,当地的宗教人士威胁过,如果不去清真寺,自己死后就不给主持葬礼。我跟他们说,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。

经过耐心的沟通,第二次开会时八成党员都到了。我们就一起研究如何解决村子里的现实问题。我们最终决定开设两个学习班,男女分开,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,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。与此同时,我们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,让他们依法解决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。

接着,我们开始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,比如贪污。当时有干部自己写个合同来承包村里的500亩集体土地,承包30年,每年费用60元钱。那时候,一亩地的市场价格是150元至200元。我们就把这些被非法占用的土地收回来,按照国家规定重新分给大家来承包。我们用了同样的方法解决另外200多亩被一些干部及其亲属侵占的土地的问题。

后来,县公安局、检察院依法处理相关案件,有两个干部被判刑,一人被开除党籍,还有两人留党察看。处理完这些“蛀虫”后,老百姓很高兴,参与村子事务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。

环球时报:您着手处理这些干部时,是不是下了很大决心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当时贪污集体资产的几名干部中,有一人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我们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。

我开会说要处理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一事时,一名党员干部就站起来说:“买书记,我们不是怀疑你,但是这些干坏事儿的人里就有你的朋友。”我那时候还不太清楚是谁,但我当场就跟他们保证,绝不姑息任何人。后来,我找到这个朋友,跟他说,如果他参与其中,一定要赶紧坦白,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但他一直跟我说“没有”。最后查出来,他确实贪污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看着他被公安部门带走,我哭了,但我没有后悔,因为这是为了村里的老百姓,我没有做错。

这个朋友一家一年跟我没有来往。一年后他出狱,有天过来跟我说,他儿子要结婚了,请我参加婚礼。他还告诉我:“当初不是你的错,是我的错。”他知错了,所以我就去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。

非法“讲经点”的孩子最小5岁

环球时报:您当村支书的30多年时间里,村里没发生一起暴恐事件,有没有一些案件是在萌芽阶段就被你们发现并及时处理的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我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后,开始重点管理宗教事务。因为要是管不好宗教事务,会出大问题,特别是如果一些宗教人士心里有鬼,给老百姓讲经时夹带私货,那么老百姓的思想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。

我们每周四组织宗教人士学习,周五“主麻日”会去清真寺看看,听他们如何讲经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发现了两个地下非法“讲经点”,一处有28个孩子,另一处有38个孩子,其中最小的5岁,最大的也只有12岁,基本上都是应该上学的年龄。如果不打掉这些非法“讲经点”,让这些孩子继续“学习”的话,他们的思想会越来越极端,很有可能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情。当时我们及时联系了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。

1996年,村里一人跟我说要举办一个“麦西来甫”(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、聚会)活动,参加的年轻人比较多。我第一反应觉得,就是个传统活动,没什么问题。后来又想了想,觉得不太对劲,再问才知道,他们的活动不跳舞、不唱歌、不喝酒,要“宣经”。这哪叫“麦西来甫”?我就进行了调查,发现有63个人准备参加。我赶紧向有关部门举报,同时劝说参加者不要去。我跟那些年轻的家长说:“赶紧把你们孩子带走,不然的话最后哭的是你们。”最终仍有8个人要继续搞非法活动,我们就进行了强制解散。

1997年伊宁“2·5”暴乱事件时,我们180名党员干部被安排到各个桥头、路口,不让无关人员进入,所以村子没出事。那年的6月26日,我去乡里开会,天黑回来时,有人给我看了一个传单,内容全是跟分裂国家、恐怖主义有关的。我当晚就开会跟干部说,明天天亮前一定要把村子里的这些传单全部收掉。大家就连夜将电线杆上贴着的、村民手里的传单全都没收,最后一共发现68份反动传单。但我心里依旧不安,在想是谁散发这些传单。我怀疑是之前谎称要搞“麦西来甫”的那拨人,于是就去找可能涉及此事的一人的哥哥。果然后来得知,传单是他弟弟发的,这些人在一个农场和一帮暴恐分子“宣誓”,后者还威胁他们,谁不发传单就杀谁。我就劝他弟弟赶紧坦白,警方及时处置了这起案件。

环球时报:您收到过恐怖分子的威胁吗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有的。有天晚上9时多我还在工作,没有回家。回去后家里人告诉我,院子里有4个人进来后,不知道是在偷东西还是在做别的。天亮后,我们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的。我有次开会时说过,如果有谁要找我,就过来,我不跑。心里一点都不害怕是不可能的,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,也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,我不能当逃兵。

“我就是他们照顾大的娃娃”,所以要好好服务他们

环球时报:听说您一直坚持在村子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,为什么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我们上学时没有国家通用语言课。因为没有系统性学过国家通用语言,我在工作中遇到过不少困难,很多话不知道如何表达,因此我知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课的重要性。我从很早开始就在村子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教育,让孩子们在幼儿园时就开始学习。我认为这对他们以后的求学和工作都是有好处的。

环球时报:现在回头看,您认为自己当初为何会被选中“重新出山”?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?

买买提江·吾买尔:我3岁时爸爸去世,妈妈后来改嫁。所以,我主要是在党的培养和家乡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。我们家以前比较穷,我上学时,爷爷奶奶起早贪黑,我经常在大树底下铺个东西就睡。平日的生活就靠村里这户人家给一点,那户人家给一点。所以,我跟村民的感情很深。大家为什么拥护我?因为我就是他们照顾大的娃娃。他们相信我,所以我要好好地服务他们。

从入党宣誓开始,我就一直告诉自己,要听党话、跟党走、为党工作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如果没有党和国家,没有各族群众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句誓言我不敢说做到了100%,也做到了80%吧。